台湾眷村:被时代碾压的痕迹

作者:邹玲2254次浏览

在美国的大陆人,台湾人,基本不太交往。但也没有互相瞧不起。

这样的悲情离别不是戏剧。

铝道网】前前后后去过台湾30多次的冯仑,这次要把台湾文化和生意一起贩卖
文|本刊记者邹玲编辑|蔡钰
万通控股集团董事长冯仑对台湾的情结,就像是收藏家遇到了自己的心头好。这种情结驱动他在较近几年里几乎每个月都会去台湾“报到”,如同热恋一般。
并非传奇般的“一见钟情”,冯仑是在30多次台湾行里“日久生情”。他有一次在台湾的图书室里看到蒋介石过世时全民悲恸的文本,当时有些怀疑:“不是只有像毛泽东这样的伟人过世才会万民哭丧吗?”他开始挖掘台湾背后的故事,行走于这个岛屿的现在和未来之间。
现在,他既看新闻联播,也看台湾大选;他逛诚品书店,也编各种黄段子。他闲闲地穿过西门町,逛过五月天主唱阿信的潮T店和武昌街电影院后,再去台湾看望眷村老兵台湾市民习以为常又细腻鲜活的生活犹如画卷,让他这个饶有兴致的旁观者看到了其中有趣又丰富的故事,而眼下,他正成为故事的一部分。
2011年8月,冯仑在台北启动了较早的大陆房企参与台湾房地产的项目“万通台北2011”。一个“外省人”要在台湾造房子卖给另外一群“外省人”,为什么?
冯仑说,因为自己遇到了一块真正的美玉。“开始是天天把玩、琢磨,后来情不自禁地逢人就夸这玉有多丰润,到较后,我只想让懂玉的人一起买下它、感受它。”冯仑告诉《中国企业家》,“台湾就像一个有气质的女人,不是用来看的,而是用来细细品的。”
大无奈和小叙事
“就像那种平时素面朝天,乍一看不会让你多惊艳的漂亮女人,但仔细一看,一举手、一投足,仪态美好。”今年52岁的冯仑,靠前次去台湾是被当成“货物”进入台湾的,因为当时两岸没有开放互访,他下机后从混乱的货物通道进入了台湾。
两岸开通互访后,冯仑送给自己50岁的生日礼物,是骑自行车环台9天。他骑了1100公里,在一米一米地丈量台湾时,他走过了街头巷陌,也走过了台湾底层真实的生活。
环台9天,冯仑感受较深的是两岸文化的隔膜。“我们跟台湾的企业家基本没有共同话题。聊了下天气、风土人情,就没什么可聊的了,坐下来你看着我我看着你。突然,台湾人开了个玩笑,他们都笑了,大陆企业家则莫名其妙,不知道在笑什么。”冯仑突然意识到,两岸的人相隔了整整一个时代,不只经济,还有文化。于是他决心看看台湾真实的、普通人的生活,看看那些正在发生的,却被忽略或者误解的故事。
他看到的,是台湾的秩序井然、运转有序。在台湾乡下骑一圈,冯仑发现台湾人的秩序感比大陆人要好很多,于是每个人都能骑得很快、很有安全感,不可能有人乱开车撞到人,越到乡下的地方反而越有秩序。而在北京不一样:在市区,红绿灯秩序没问题;到了城外可能会有点问题;再往郊区,红绿灯几乎不管用。“好像两个姑娘都在北大,一个是农村来的姑娘,考上北大,换了一身衣服,但还是在说乡下话;还有一个是从小就在北大,教授家庭、书香门第,一看就是大家闺秀。”冯仑说。
曾经有陪同大陆企业家参观的台湾导游和企业界人士,听到大陆企业家之间的对话,都很奇怪:你们为什么老想这么多大事?开始冯仑也回答不出来,后来看了著名作家龙应台的一篇文章《你所不知道的台湾》,得出一个结论:这是小叙事与大叙事的区别。“没有小自由,只能大无奈了。”这是冯仑印象深刻的两岸差别,“如果我们都能谈小事,说明这个社会是健康的。”
对于“大无奈”的感受,出身于房地产的冯仑体会可能更加深刻。他2011年出版的新书《理想丰满》反思了两岸的制度环境不同导致的企业差异,他专门用了两章来讲台湾。
“在大陆做企业和在台湾做企业较大的不同,是大陆的民营企业大部分时间浪费在制度上,很少有精力做市场博弈,而台湾的企业做得更多的是商业博弈,我们怎么竞争得过人家呢?”冯仑说,自己一生大半时间是在与体制博弈,天天在这上面焦灼,而且还不敢随便说话。但当他去了台湾,看到联电原来的董事长曹兴诚因为某件事情对政府不满,在当地所有的报纸买了一个广告版面来骂马英九,感受到极大震撼。
有趣的是,他去台湾时,当地的朋友会把《民大闷锅》、《全民开讲》等政论节目,当作跟凤梨酥、阿里山一样的当地特产推荐给他。他看了之后,感慨到台湾是“党无宁日、官不聊生、人民幸福”。
因为台湾民众有了言论表达的充分自由,反而不愿意天天关心大事了。在台湾随处可见的,是经营“精致”的生意,冯仑有一次去当地很有名的饭馆吃饭,发现老板穿着粗布衣服,餐具却精致得不能再精致,菜品也是相当用心而有水准。虽然生意好,老板却不想再开分店,而是天天琢磨怎么养花、怎么做出好吃的菜,这种“小叙事”情怀让喜欢读旧书、听小曲、骨子里有士大夫情怀的冯仑有精神上的投契。
“李敖是机巧、韩寒是智慧”
冯仑去台湾,看被誉为当地“国民电影”的《艋舺》和《泪王子》,也看“云门舞集”和“汉唐乐府”。因为看了《宝岛一村》,他有一次跟出租车司机说要去台湾眷村看一看,司机大吃一惊:“连台湾本地人很多都不见得知道眷村,你一个外省人居然知道?”
冯仑将大陆的韩寒跟台湾的李敖作比较,觉得自己更像李敖,但是比他更现实。“李敖是机智、技巧,而韩寒则是智慧。”冯仑说,“智慧的人一定是从容的人,李敖整天绷着一张脸,这怎么算是智慧呢?顶多算是聪明。”
而韩寒和李敖作对比,更能体现出两岸文化的差异。“韩寒生长在大陆,还是不太敢说太多违禁的话,他是在有分寸下的自由;而李敖则是什么都敢说,而且说得口无遮拦,大家就觉得痛快、过瘾,甚至觉得他有些过头。”冯仑说。
台湾人怎么看待他这个大陆过去的“异乡人”,冯仑不甚关心。“台湾人总体觉得大陆这边发展很快,机会很多,但是大陆人总体素质还是不太高。所以,整体形象还是差一些。”冯仑说,自己也经常听到台湾的朋友评价大陆人,有大陆人的地方必定吵吵嚷嚷,台湾的奢侈品商店里只要看到出手阔绰,一买就十几件的,必然是大陆过去的企业家。“台湾人总体对大陆人的心态是复杂又矛盾的,就好像你看从小一起长大的邻居,原来一直很穷,一直不如你,突然有一天夜里捡到了金子,你看他第二天立马说话声音和气势都不一样了。”
现在这个“捡到金子”的冯仑要在台湾“挖金子”,不过还是打算卖给大陆人。冯仑在台湾做的靠前个地产项目,是主打大陆人到台湾的度假需求,选在了台北市郊的阳明山畔。
“推销台湾靠前人”
在首批赴台湾交流的大陆企业家里,冯仑并不是靠前个对台湾感兴趣的,但他却是推销台湾的靠前人。他的好朋友、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就是在他不厌其烦的推荐下,才开始对台湾感兴趣的。
去年,刘永好两度赴台,拜访了鸿海集团董事长郭台铭以及大成长城集团(300089,股吧)的韩家四兄弟,刘永好对台湾当地的农业发展印象深刻,“台湾的农业技术和农产品加工做得很好,尤其是台湾当地的农会和农社,在推动台湾现代农业的发展上,起到了很大的帮助。”而他的同行、去年在冰岛买地失利的中坤集团董事长黄怒波则对台湾态度谨慎:“受政治因素影响在台湾做地产风险很大。”
冯仑却对自己相中的美玉充满信心。“一般从大陆过来的企业家,都会觉得台湾这个市场太小、地域狭窄,这个是普遍能看到的缺点,毕竟全世界没有一个地方有大陆那么大的市场。但是我能从问题中看到机遇,一块好玉即使有瑕疵,也是值得投资的。”
冯仑认为台湾的较久产权和对私有财产的保护,是这块好玉散发出来的较诱人的光泽。在大陆做房地产,政策出台的频率非常快,台湾则不一样,出政策要经过反复讨论、立法,有相对完善的法律保护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因此,冯仑认为,台湾的房地产投资会成为两岸经贸往来中引爆台湾经济增长的下一个“爆米花”,于是毫不犹豫地投身其中。
“在大陆,民营企业家内心缺乏安全感。他不知道什么时候自己会触碰到政策的底线,甚至因此锒铛入狱。”后来冯仑再看表现抗日题材的电影,会发现两者“大不同”:台湾的抗战描写的是政府或富人的抗战,而大陆描写的都是穷人的抗战。两地对战争的意义也有不同的认识,就连都是安置烈士的地方,大陆叫做“革命烈士陵园”,而台湾只有“忠烈祠”,前者名单中多数是苦难深重的老百姓,而后者80%来自家境良好的大户人家,这让他感觉到不可思议。“台湾电影提到的抗战的重要原因是保种,为让种族得以延续,是种族之争、文化之争。”
“两岸文化的隔膜和差异一直存在,但是我现在觉得比较乐观了。现在台湾的80后、90后与大陆的80后、90后们成长的环境差别在缩小。”冯仑说,“现在大陆的年轻人可以在网上看《康熙来了》,看《全民开讲》,也可以在北京看《宝岛一村》、“云门舞集”,他们追着台湾偶像剧包装出来的明星,也用台湾制造的手机。”
冯仑设想,未来两岸的“二代企业家”再碰到一起,应该会有很多共同话题,再也不会出现像他这一代的企业家们遇到的尴尬了。
如果要拍一部关于台湾的电影,冯仑会拍什么?—他的答案是《大陆人在台湾》,反映大陆人在台湾感受到的情感和制度方面的冲突,也许冯仑在台湾做生意的故事,就是他的靠前个素材。

外省人掌握了大部分的资源。大部分我们熟知的台湾艺人人李宗盛,李敖,王祖贤,林青霞,邓丽君,秦汉,王伟忠等(除了张惠妹原住民,罗大佑客家人之外)都是外省人。这二百万国民精英大大提高了台湾平均教育程度。比如书店醒目位置处,大陆摆放成功学,发财经;台湾就不放这些。非书店老板势利,畅销耳。大师降级使用,当时高中老师可能都是原大学教授。

在眷村,你可以听见天津话、四川话、上海话、广东话、湖南话等全国各地的方言。聚在这里的人们把大陆各省的文化带到台湾生根发芽。出名的台湾牛肉面,据说可能就是由来自甘肃或者四川的眷村外省人发明。北方流行的面食在台湾形成一派饮食文化,眷村中最流行的娱乐活动是麻将。

国共抗战后,二百万国民精英随蒋前往台湾。当时台湾有居民六百万,分别是原住民,本省人(最初前去开垦台湾的闽南人,台州人,漳州人),客家人(比闽南人晚到不过50年),外省人(二百万)。外省人当中几十万军人住在眷村。

眷村里的小中国

朋友推荐看晓松奇谈之台湾,了解台湾人的温良恭俭让。从台湾观感看起,看到1/4发现已经看过,却又不能一条条道出,重看之,列述于此。

(台北101附近的四四南眷村)

名校有三。台大(原北大),清华,交大。从大陆平移过来,还保持着当年的学士气息。比如,台大学生秉承原北大红楼,为时代改革先锋的意气风发。官员教育程度高。大学招生人数超过应试人数。12年义务教育。

对比当时的两岸环境,大陆正在进行文化大革命,而台湾正在提倡中华文化重归。孩子们要练习书法,要祭拜孔子,要熟读四书五经。所以在那个时代一批诞生了把中华文化带向世界潮流的巨人,李安、邓丽君、张雨生、齐豫、齐秦、王伟忠、林青霞、王祖贤……眷村二代可谓群星璀璨,80年代的华语潮流,其影响力至今也经久不衰。

有意思的是原住民不被称为本省人,本省人是对面福建的闽南人。

当时的国民政府并没有打算常驻台湾,时刻等待反攻大陆,政府没有经济来改善眷村的生活,也没有精力发展台湾的经济。让这两百万人坚守的,就是滔不干的思想水。老蒋给军人分发地契,鼓舞军心。“坚持几年,一年整顿,两年军备,五年光复大陆。”

遗留问题,儒道崇尚孝,重视家族,为什么韩国,台湾等东亚国家出生率低,经年全球倒数一二?

那时,我年记尚小不理解这是一种怎样的情怀,后来我去了台湾,遇见了一个来自澎湖的大叔。我哼起了澎湖湾,他激动万分随声附和,并说到:“我的父亲从厦门到澎湖,我的孩子生在台湾,却很少再唱这样的歌,没想到我今天能从大陆的孩子口中听见这首歌。

二百万国民极大地丰富了台湾的饮食。天南地北,各色菜系,融合汇杂。中华美食第一也不是妄言。

小学的语文、音乐、思想政治课本中,印象很深,《乡愁》的,《外婆的澎湖湾》的旋律,还有阿里山、日月潭的故事。

两边历史基本一致,除了近代彼此有所出入。隔代修史,还未隔代,暂时各执一词。

当时由于国民政府的政策偏向,本省人与外省人的文化在那时也行成部分对立与冲突。那时的台湾本省人经过日本的殖民统治与228事件,对外省人的省籍情结不认同,屡次出现摩擦。本省人与外省人的文化,也有较大的差异。

人均gdp两万多美元。经过高度发展阶段后,经济放缓。不再追求豪车炫富器。除了极少数极富之外,大家大都是中上生产阶层。人民生活安逸,卖萌,文化,设计。更替出生率低(2到2.2之间保持人口基本不变),略为1左右。大陆1.5左右。

在台中,香港籍的老爷爷黄永阜被人们成为“彩虹爷爷”。86岁时开始作画,他用自己手中的画笔在眷村老旧的房屋和街道上勾勒出一个色彩斑斓的童话世界。

台湾人民政治上各色名嘴吵成一团,但民众并不怎么闹腾,当做笑话,自己过着自己的日子。

眷村的生活条件很差,狭小简陋。一个房间可能会睡十个人,打开窗户就能看到隔壁家的客厅。有些眷村甚至男女混住,窗前晾个衣服都需要借用到别家一半的地盘。

90年代以来,台湾色彩在大陆遍地开花,随处可见桃源眷村、鹿港小镇、永和豆浆、台湾小吃等标识。1990年代以后,眷村正在慢慢退出两岸历史舞台。

为了解决台湾岛人口激增的问题,开始兴建房舍或宿舍,根据人员的职业、军种等特性,并把他们聚集到一定的区域,这些地方就是“眷村”。

由于眷村最初的设施简陋,改造难度大,整治不方便,对台湾的城市建设造成了阻碍。自从民进党出现以来,大力推行眷村改建计划,许多眷村已经被拆除,建成了现代化的高楼。

三毛遗作电影《滚滚红尘》中,沈韶华在人群把自己的船票给了章能才。这一别,便是四十年,等到章能才再次回到他魂牵梦萦的上海,沈韶华把他们的故事写成了书,留下自己在人间的最后一本书。

今天已有不少“眷村三代”,大部分的眷村三代从小说着闽南语,国语带有台湾独特的腔调,文化认同感逐渐消逝。在当代的台湾社会,本省人与外省人除了在蓝绿政党之争中,似乎也很少人再去提及。

然而,1975年蒋去世,眷村的人们守着空空的承诺,回乡日俞加遥不可及。

(小编亲自去到的台中彩虹眷村)

老人最初只是在自家的屋里屋外用画笔描绘心事,打发时光。后来不少邻居被他充满童真的画所吸引,也邀请他去作画,就这样老人在无意中创造了一段色彩缤纷的传奇。

1949年国民政府败退,各省的军民、政要人员被迫定居台湾。据估计,这一年撤退至台的人口约为200万,占整个台湾岛人口的八分之一。台湾本土人称其为“外省人”,自己为“本省人”。

北上广蓉遍地开花的“桃源眷村”,充满烟火气息的豆浆、油条等食物登上大雅之堂,人们开始早餐拍照发圈。你也许会好奇,为什么以闽南基础文化的台湾会有永和豆浆、牛肉面以及各种与闽南文化不太相关的小吃。这一切,都和那段颠沛流离的岁月有关。

高晓松在谈台湾的时候说:“这里有温良恭俭让的人民,这里有我们的过去,这里有我们的未来。”那一代的台湾人,把许多中华文化的优良传统和精髓保留了下来,并延续至今。

来到眷村的军人们,往往会和当地的女子结婚,很少在眷村内通婚。那时候,外省人被称为“芋头”,本省人被称为“番薯”,芋头和番薯结婚,会被本省人笑。

眷村的消失不仅体现在建筑的拆迁。我在YouTube上寻找眷村资料时发现了这样的评论:“小时候,父亲告诉我我是四川巫山人,但我生在台湾。在眷村,我说自己是台湾人,同伴们说你明明是外省人。来了大陆,你们说我是台胞。等再回台湾,我成了大陆偷渡客。现在我又回来了,拿的是新西兰护照,大家叫我华侨。”

走进“彩虹眷村”,地面上、墙壁上画满了色彩艳丽、造型俏皮的兔子、小鸡、猴子、小鸟、卡通人物、花朵、太阳以及彩虹等。红色、黄色、蓝色、绿色、白色,绚烂的色彩和极富想象力的线条,让人们马上置身于童话世界中。

60年代的眷村已有了芋头番薯结合的眷村二代。他们的名字中往往带有“秦”“豫”“楚”“川”等带有中国地名的色彩,或者是“光华”“复中”等带有时代意义的色彩,以表达老一辈对故土的思念。

艰难岁月中的文化坚守

如果你到台北市,你会发现在台北市的东北部路名是辽宁路、吉林路,西南是重庆路、四川路,东南是浙江路、青田路,西北是宁夏路、迪化路。整个台北市的道路,印上了中国地图的东南西北。小小的眷村中,藏着比中国地图更深的中国文化。

时代的车轮滚滚,每一个胎印都压过眷村,直到它剩最后一口气。

后来,随着芋头番薯数量增加,这种摩擦渐渐被缓和。

眷村始终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成为历史,眷村里的那些乡愁,也只能刻在文学作品当中而不朽。我想,在大叔话音刚落的那一刻,我的确理解了外省人慢慢变成本省人的复杂感情。

当地的大学生们为了保护眷村,发起了“保护彩虹村”运动,最终,政府保留了彩虹爷爷画下的那部分旧舍。“彩虹村”也成了台中的一张名片。

大时代碾压的光阴

上述提到的眷村二代群星,有些已经香消玉损,有些已经移民或定居海外。还有许多的眷村二代均如评论中所言,这复杂的情节在争议声、哭泣声、叫骂声和欢笑声中一直徘徊游离。

这里的人们津津乐道,大江南北的文化在眷村交融、传承。王伟忠先生拍摄的纪录片《伟忠妈妈的眷村》,以及赖声川导演的话剧《宝岛一村》,都讲述了这段小中国的故事

客居他乡的军民们有些相同的政治理念和现实领域,邻居们感情联络频繁。在《锵锵三人行》中,著名电视制作人王伟忠先生描述起眷村内的生活:刚出生的宝宝们都是各家的奶一起喂大,从小就在一个村子里长大,中午上这家吃杂酱面,晚上到那家吃酸菜鱼。有些孩子们打闹用四川话,回家说上海话,吵架用北京话,他们从小生长在一个比中国还中国的文化环境中。

新时代驶过的车轮

(颇有四川风味的台湾牛肉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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